空调的热风从挂机的栅格里斜吹出来，干燥，恒定，没有烟味，也没有灰烬。这种温暖是轻飘飘的，没有分量的，暖虽暖，但总让我感觉似乎少了些什么。每当这时，我总会想起父亲那句话：“寒冬腊月两大难，晚上舍不得疙瘩火，早上舍不得热被窝。”

疙瘩火热度是有重量的，像温热的羊毛毯从皮肤表层慢慢压进肌肉，甚至压进骨髓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当我越来越喜欢回忆往事时，我才慢慢懂得，我舍不得的哪里只是疙瘩火，而是那种必须通过燃烧、通过烟雾、通过水分的蒸腾才能获得的温暖——木柴在燃烧中释放年轮，水汽在壶嘴浅吟低唱，时光在烟熏火燎中成为记忆。那时，父亲尚在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烤火炉在我那闭塞的家乡尚未流行。每逢冬日，人们便围聚在火塘旁取暖——那是一面抵着老墙、三面用青条石垒就的方形火坑。乡亲们唤它“火笼”，或是“火垄”，尾音拖得长长的，像一缕不肯散去的炊烟。

我家的火塘设在堂屋里。这堂屋原是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的保管室，据说和我的小姑妈同龄，待我出生时，它已在岁月中伫立了三十多个春秋。抵着火塘的那面墙，经年累月地承受着烟熏火燎，早已褪尽了本色，灰头土脸地沉默着；贴近火塘的墙根处最是触目惊心，黑黢黢的炭渍渗入开裂的墙缝，斑驳黢黑的墙体仿佛是块烧透了的焦炭。

火塘上方楔着一根硬木横杆，离地一人多高，吊着黑乎乎的铁铸吊钩。冬日里，吊钩难得闲着，总是要吊一把铜壶烧水，或挂一个吊锅炖肉。偶尔也会挂一个边缘磨损的旧米筛，托着十多块切好的白豆腐熏制豆腐干。若是赶上家境宽裕的年头，横杆上方的墙面便成了一条丰盛的肉廊：一排排五花肉、腊猪蹄、腊排骨等被棕榈叶串起，沉甸甸地悬挂其上。肉是自家养的土猪肉，烙好后腌透了，在袅袅上升的青烟里日复一日地熏着。站在地上抬头看，那些肉块黑黢黢的毫不起眼，待到切开时，却见肥膘如雪，瘦肉似玫，白里透红，红中透亮，油脂的芬芳混着柏枝的清香瞬间漫溢开来，吃到嘴里香醇滑爽，唇齿留香，让人恨不得把舌头也咽进肚里去。

小时候，每年秋风刚掠过山梁，父亲便开始了他的备柴工程。火塘对木柴的要求并不高，长的短的，粗的细的，圆的扁的，皆可入膛。村里也有些懒人，入冬后并不特意备柴，只将栽培香菇、木耳等淘汰下来的朽椴木，或是枯松枝、木板边角料胡乱塞进火塘。这类柴禾有个共性：易燃却极不耐烧，火焰虚浮无力，灰烬满天飞扬，热度像是虚情假意的寒暄。用它们作燃料，烤火的情景可用一首顺口溜归纳——前面烤成疮，后面冻得僵，满屋浓烟滚，头上挂白霜。

父亲对火塘里的柴火却有着近乎偏执的苛求。他偏爱那些质地密实的硬木。诸如青冈栎、花栎木、栗子树、米橡子树之类，尤其是枯树疙瘩——那些深藏地下、盘踞多年的老树兜。

寻常木柴易得，好的树疙瘩却如深山里的珍宝，极难寻觅。然而父亲自有他的门道。冬闲时节，吃过早饭，他便带上磨得锃亮的斧头、十字镐、钢钎和铁锤进山，踏着挂霜的山路消失在山脊线后。待暮色四合，他准能挑着满满两大筐疙疙瘩瘩的“战利品”归来，扁担被压得“吱吱”作响，弯成一道弯弯的虹。但这只是序曲，真正的惊喜往往留在后头。不知道哪一天，父亲回家后站在院子，掸去衣上的尘土，吆五喝六地唤来几个兄弟邻居，大家扛着杠子、绳索再次上山。几个时辰后，他们十有八九会抬回一两个三四百斤重的大树疙瘩回来。

巨大的树疙瘩被安置在院中时，宛如一头刚被捕获的、吃饱喝足的大肥猪，安静地卧在地上，任由乡亲们围拢过来品头论足。树瘤扭曲的纹理里还嵌着泥土的腥气，断茬处露出象牙白的新木色。父亲站在人群中央，古铜色的脸上绽开胜利者的笑容，像个满载而归的猎人，骄傲地向世人展示着他的猎物。我更是兴奋得满院乱窜，因为有了这镇宅的巨疙瘩，大年夜便有了着落。它将如同一尊黑色的神兽，霸气地盘踞在我家火塘中央，而其他零碎的木柴，只能沦为陪衬的臣民。

在我的家乡，从小年到元宵节这段日子，树疙瘩便有了一个更为吉利的名讳——圆柴。这期间，我们家谁若是嘴快说了“疙瘩”，准会招来父亲一记佯怒的瞪视，甚至一顿短暂的训斥。父亲很讲究这些口彩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圆，是圆满，是团圆；柴，与“财”谐音，代表着财富。圆柴，便是圆财，既圆满，又发财。而“疙瘩”二字，不仅形容表面凹凸不平，更暗喻着生活中的磕磕绊绊、矛盾，多少有些触霉头。

我很快琢磨透了父亲的心思，便投其所好。每次见父亲弯腰去抱那沉重的树疙瘩，我便故意装成大舌头，脆生生地喊道：“爸，你又在抱柴啦！”父亲闻言，眉开眼笑，像是听到了世上最动听的话。后来我把这招施展于左邻右舍和走亲访友之间，每每总能讨得满口袋的水果糖、炒苞谷花，或是几枚崭新的压岁钱，塞得衣兜鼓鼓囊囊。

常言道：三十的火，十五的灯。大年三十的夜晚，是千家万户的团圆盛会，更是火塘一年中最辉煌的时刻。当日一大早，那块被烘得干燥的大圆柴便被郑重地靠塘而立，三面围着劈得整整齐齐的柈子柴。父亲手持燃着松脂的火种，凑近引火——先是几缕青烟试探性地升起，随即，红红的火苗便腾地一下蹿起老高，长长的火舌兴奋而温柔地舔舐着吊在火塘上方的铜壶。

铜壶很快便惬意地唱起歌来，那是一种低沉而欢快的嘶鸣，壶嘴喷吐出长长的白色水汽，在晨光中袅袅娜娜，仿佛是它悠扬的唱腔。之所以早上就让大圆柴入火塘，为的是烧破头了晚上可以燃得更旺。

吃罢年夜饭，我们全家老小围塘而坐，年夜饭的残香还在唇齿间徘徊，大人们带着酒足饭饱后的满足慵懒地聊着家常，孩子们则敞开肚皮嗑着平时被视为奢侈的瓜子，当然也少不了各种口味的糖果。老黄狗温顺地蜷卧在父亲的脚边，随着呼吸肚皮微微起伏；狸花猫更是乖巧，把自己团成一只毛球，窝在我的怀抱里惬意地打着呼噜。

那时候还兴守岁。我们早早地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，穿着新衣，守着那塘越烧越旺的火，等待新年的第一声鸡鸣。吉时一到，父亲就带着我们开门放鞭炮，出天行了。这一夜，火是不能熄灭的。火光映照着每一张期待的脸庞，投下摇曳的影子在熏黑的墙面上舞蹈。老人们说，火烧得越旺，来年的运势便越是兴旺。那跳跃的火焰，仿佛就是生活本身——固执地、热烈地、满怀希望地燃烧着，把一个个贫寒的冬夜，烤得暖融融、亮堂堂的。